在河北石家庄元氏县封龙山南麓，有一块看似普通的石刻，上面刻着“吉日癸巳”四个篆字，这四个字来头不小，宋代金石学家欧阳修在《集古录》中将其定为周穆王时期遗物，距今约三千年，清代学者王昶在《金石萃编》中明确称其为“中华第一刻石”，比石鼓文还早数百年，历代文人墨客如苏轼、赵明诚都曾为它留下题跋。
这块石刻的命运极为坎坷，北宋皇祐年间，赵州知州王素将原石移至州署，后来金兵南下，原石失踪，元代至元年间，元氏县知县刘德渊找到一块残石，经考证认定为原刻，重新立于县学，明代嘉靖年间，又有人翻刻一石，导致真假难辨，如今我们看到的，是清代同治年间重摹上石的复制品,原石早已不知去向。
“吉日癸巳”四字用的是大篆，笔画圆润，结体宽博，有学者认为这是周穆王巡狩至封龙山时，为祭祀山神而刻的日期记录，癸巳是干支纪日，吉日则是占卜后的吉兆，这种将具体日期刻在天然石面上的做法，开创了中国石刻文字的先河，后来秦始皇刻石、汉代碑刻,都可以看作这一传统的延续。
宋代是这块石刻最风光的时期，欧阳修在《集古录跋尾》中写道：“右吉日癸巳，周穆王刻石也。”他亲自拓了拓片，送给好友刘敞，刘敞又请人将石刻移入自己任职的州学，并写诗纪念，苏轼任定州知州时，特意派人去元氏拓印，并在《雪浪石》诗中提到“吉日癸巳”的典故，赵明诚在《金石录》中将其列为第一卷第一条,可见重视程度。
金元时期，石刻随着战乱流离失所，元好问在《续夷坚志》中记载，有人在元氏县荒野中发现一块残石，上面只剩“癸巳”二字，后来元氏县学教谕找到另外半块，拼合后重新立碑，明代嘉靖年间，元氏知县周居鲁担心原石再次损坏，命人摹刻一块放在县衙，原石则藏入县学库房，从此民间流传的拓片多来自摹刻本,原石拓片成了稀世珍宝。
清代考据学兴起后，学者们对“吉日癸巳”的真伪展开争论，钱大昕在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》中认为，从字体看应该是战国时期作品，不可能是周穆王，但王昶坚持欧阳修的说法，并在《金石萃编》中详细记录了石刻的尺寸、行款和历代题跋，这场争论持续了几十年，反而让“吉日癸巳”的名声更大，同治年间，元氏知县刘秉琳再次重摹上石,并在旁边刻了考证文字。
想看“吉日癸巳”石刻，最直接的去处是元氏县封龙山，山上有封龙书院遗址，书院内保存着清代重摹的石刻，从石家庄市区出发，沿石赞高速到元氏出口，再走元氏大道转封龙山路，大约一小时车程，山门处有指示牌，沿石阶上行约二十分钟就能看到，石刻嵌在书院正殿东侧的墙壁上，外面有玻璃罩保护，旁边立着说明牌,介绍石刻的历史和历代著录。
如果不想爬山，可以去元氏县文保所，那里收藏着一块明代摹刻本，放在库房里不对外展出，但可以提前联系文保所，说明研究目的，工作人员会安排参观，河北省博物馆的“河北古代碑刻”展厅里有一件清代拓片，虽然不是原石，但能看清“吉日癸巳”四个字的完整面貌，拓片旁边还展出了欧阳修《集古录》的清代刻本,可以对照阅读。
去之前最好做点功课，推荐先读王昶《金石萃编》卷一的“吉日癸巳”条，里面收录了历代题跋，再读欧阳修的《集古录跋尾》，了解宋代人的看法，现场看石刻时，注意观察四个字的笔画特征：第一个“吉”字上横长下横短，第二个“日”字中间一横偏上，第三个“癸”字上部的“癶”写成两个倒“八”，第四个“巳”字开口朝右,这些细节能帮你判断拓片和摹刻的年代。
如果你对“吉日癸巳”感兴趣，可以加入河北金石学会，学会每年组织两次封龙山考察，由专业老师带队讲解，参加活动时记得带拓包和宣纸，在老师指导下可以现场拓一张复制品的拓片，注意不要触碰原石，拓包要轻拍，避免损伤石面，学会还建有微信群,定期分享新发现的文献和拓片。
日常传播也很重要，拍石刻照片时，不要用闪光灯，因为强光会加速石面风化，发朋友圈或短视频时，可以配上《集古录》的原文截图，让更多人知道这块石头的价值，遇到有人说“这不就是四个字吗”，可以告诉他：这四个字比秦始皇统一文字还早六百年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，如果发现有人破坏石刻,立刻拨打元氏县文保所的电话举报。
对于想深入研究的朋友，建议从三个方面入手，一是收集历代拓片，对比不同时期的笔画变化，二是查阅地方志，元氏县明清两代的县志都有“吉日癸巳”的记载，三是关注考古新发现，封龙山周边曾出土过战国时期的祭祀坑，可能与石刻有关，把这些材料整理成文章，投稿给《文物春秋》或《中国金石》杂志,就能为保护工作出一份力。
站在封龙山上，看着那块被玻璃罩住的石刻，你会想到三千年前有人在这里刻下日期，祈求山神保佑，三千年后，我们还能看到这些笔画，本身就是一种奇迹，下次去元氏，不妨多留半天时间，慢慢走一走封龙山的古道，摸一摸书院里的碑廊，那些看似冰冷的石头,其实都带着古人的体温。